秦观伟：无尽
文 / 陈鋆尧
秦观伟最新的创作实践，将目光聚焦于北京市郊的马场，这些围绕北京零星分布的马场中豢养着品种优良且价值不菲的马匹，马匹的基因来源从地理分布上横跨了欧亚大陆，令人望而生畏的高价来自于纯良的血统，以至于对优良基因的追逐竞赛从未停止，甚至连育种环节也被开设专场进行竞价拍卖。然而，马匹作为马场的核心重资产和得以存续运营的基础，用来筑起边界并圈养马匹的，是高度到成年人肩部的木质围栏，这些围栏环绕着马场，毫不起眼，且廉价易得的松木和白沙木围栏构造本身并不坚固，以至于成年马匹可以轻易跨越，但它们几乎从未这样做过。相反，在日常活动中它们会持续不断地啃咬围栏，用来回应边界的存在，围栏上也因此留下了密集的齿痕，深浅不一，如同时间的刻度记录着马与围栏之间微妙而持续的互动。无论驯马师在围栏上涂抹油漆、沥青，或任何使啃咬围栏变得不适的物质，马匹也不会停止啃咬的动作，直至围栏在啃噬和风化断裂后被更换，如此循环往复……
围栏的吊诡之处在于其约束力的非物质性，马场里的围栏其实并不完全具有限制或圈养马的能力，但却在概念上使它们切实成为了“被圈养的马”。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中提出了“我”（das Ich）与“非我”（das Nicht-Ich）的概念，“我”需要通过设定“非我”来确认自身边界，按照这一思路，马场的木质围栏成为这一辩证关系中的物质化身与中间介质，并在秦观伟的观察与介入中得到了生动诠释：当马匹认同围栏划定的疆域时，它们同时确立了“被圈养”的主体身份与“围栏外”的客体存在，围栏的实际功能已从物理约束转化为概念标记，通过啃咬行为，既确认了围栏作为边界的存在，又通过持续不断的啃咬动作消解着这一界限的权威。这样一来，马匹周而复始的啃咬却从未翻越围栏成为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抗阻，这种抗阻发生于边界与非边界的界限游移之处，那些被涂抹油漆和沥青木材表面，记录着权力对抵抗的预期与防范，而持续出现的咬痕则宣告着这种防范的永恒失效，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拉锯之间，“边界-非边界”所带来的游移状态和此间的冲突张力，成为艺术家对于这一创作主体持续关注的动机所在。
更重要的是，秦观伟的创作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第二自然[1]（Second Nature）”的一种持续性探索和回应。回看秦观伟早前的实践，以北京郊外的行道树为切入点，这些行道树大都为杨树，生长迅速，却也脆弱易折，伴随着城市边界的迅速扩张，栽种行道树成为新兴土木后随之而来的“辅助动作”，在城市扩张时它们作为修饰，在城市功能更迭时它们则成为障碍，在扩张与更迭期间，它们又作为被实体化的时间，以短暂但迅速外扩的年轮，记述着指向不明的城市版图在短期却急促的扩张中经由人为意志的随意处置。在这一系列实践中，秦观伟以版画制作的思路和拓印的方式，选取那些被截断的枝丫，将树木短暂的生命印迹永恒定格为新的肖像，这种仪式性的记录本身带有对抗遗忘的意图，但更多的，是为了回应在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城市规划背后的无序与偶然性，那些在城市边界处发生的扩张与回退，如同一场未完待续的剧目，行道树不过是暂存的道具，体现着稍纵即逝却又坚韧顽强的个体意志。
紧随其后，秦观伟将目光投向了更为日常却隐秘的对象——城市建设中随处可见的蓝色铁皮围挡，它们用以昭示被围拢区域内即将发生的变化，新建或修补，成为城市中补丁的缝合处，在从2019年至今持续的日常工作中，艺术家手持砂纸与城市中随处可见的蓝色围挡随机遭遇，并用砂纸在铁皮的蓝色涂层表面上无意识的摩擦以收集磨损后的粉末，在时间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颜料、尘埃与锈迹彼此纠缠交织，并最终使这些来自社区卡口、医院隔离带和拆迁工地的蓝色颗粒化为一块块拼图，拼接出北京城市版图的负形。
如此一来，他使用来自“第二自然”的物质材料就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意义，这些材料并非完全纯粹的自然物，而是经过人类劳动和社会实践改造后的材料，其属性和本质在经过现代性的编辑后，被赋予了更强的所指意图，当我们以更整体性的话语来面对秦观伟的实践时，基于边界意识、被异化的劳动和控制与被控制所开展的艺术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艺术家的创作探索与日常物、日常行为之间的基础。这种观念不仅关注自然本身的再造或重塑，更凸显着城市空间的演变和社会规训对个体的影响，揭示着人类行为、社会逻辑与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和共生关系。
在这一持续性的工作方法中，秦观伟类似于一位沉默的观察者，他并不热衷于直接宣告自己的观点，而是等待着作品的材料性所带来的社会意义与观众自身经验间的倏然相遇。同时，艺术家在创作中并未刻意塑造，而是以一种非生产性的创作，通过尊重材料自身的状态来还原社会现场并体现个人主张。在此次个展的作品《无尽》中，艺术家对于取材自马场围栏的材料干预堪称为极简主义的哲学实践：他仅通过将水平边界垂直化，便使日常的马匹驯化装置脱离了日常语境，获得了纪念碑式的崇高感；选择保留而非修饰木材被啃咬和风化痕迹，使得发生于马匹与围栏间抗阻与拉锯的暴力直观的浮现眼前；在耸立如丛林的围栏中铸铜局部的设置，用闪烁着的暧昧光芒，暗示着社会规训中权利节点与系统性暴力的存在。这组取材单一却体量庞大的作品，无不声明着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第二自然”的建构过程，同时，这一历程不可被单一地理解为物理变革，而是“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化。社会产物与历史进程常被认为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如同对于出生起就生活在马场的马匹而言，“被圈养”似乎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而实际上，这一发迹于消费主义和商品经济，并带有彰显阶级属性意味的生活方式，既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在这样的理解下，马对于围栏的啃咬——一种无意识的、缓慢而柔和的抗阻，成为了令人警醒的密语。
“艺术家不创造物，只是促成其意义的发生”，用以描述秦观伟以一种非生产性的干预和介入来进行艺术创作的方式显得恰如其分，同时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物派（Mono-ha），将解读物派作品精神性的路径用于理解秦观伟的作品，两者跨越文化与时空的关联显得发人深思，物派作品精神性的构成一方面受到现象学影响，强调物体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同时，艺术的意义不是由艺术家单方面赋予的，而是在观看者、物、空间之间弥散发生，观者对于作品的重量、质感、光影的感知和自身经验本身，被看作共同构建作品的组成部分，这让秦观伟的作品与关根伸夫的“位相”概念形成有趣对话——当物派艺术家将土堆视为”大地的延伸”时，秦观伟则将围栏转化为”具象化的权力实体”，一种材料与行动直白单一，但却折叠了更复杂意涵的象征方式。在现象学的影响之外，东方哲学（尤其是禅宗）在物派作品内核中所占据的意义也同样适用于对《无尽》的理解，它不强调逻辑性的结构，而更接近“悟（satori）”的瞬间——通过观看或体验作品，观者建立在对物存在状态的直接感知上去理解它，并在对于“余白（yohaku，留白）”的想象中填补作品的意义。物派语境下这一潜规则对于“创造者”主导性所提出的质疑，也在此刻得到了深化，进一步的，相比于物派纯净、自由的气质，秦观伟的作品显然更具压迫感，也更适应指向性的解读，因而在表达上，《无尽》除保留了物派风格本身在制造观看感受上的优势外，复杂性与批判性所承载的留白，不再意味着视觉上的空缺，而是由观者的感知指向对未显现之物的暗示。
回到作品本身，这些被马齿重塑的木材表面，在漫长的啃咬与拉锯中，构成了一部微观的自然-社会互动史，每一处凹凸不平的咬痕都记录着抵抗的累积效应，风蚀的裂纹则见证着时间的暴力，也令人联想到贾科梅蒂作品的粗糙与未完成感。将粗粝的、受损的质感纳入艺术表达核心部分成为二位艺术家的共同点，然而质感的“创造者”在归属上却各有分歧，与贾科梅蒂刻意保留的创作痕迹不同，秦观伟作品中的“未完成感”来自真实的生命互动，相较于贾科梅蒂对于痕迹的保留，秦观伟是打断痕迹继续被创造的人，这种差异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伦理：前者是存在主义焦虑的主观表达，后者则是社会规训机制的客观显现，不稳定和不确定产生的焦虑，被刮痕、起伏和凹凸不平所可视化，传达着高密度的紧张感，战后风雨飘摇中的个体心理状态，与在当下面对变化的浪潮湍急起伏时的无措遥相呼应。
在第二种自然中，在油漆与沥青的覆盖层下，始终存在着新鲜的啃咬痕迹，这种坚持不懈的“弱抵抗”，构成了规训系统里最耐人寻味的漏洞，当围栏被垂直竖立，并将围栏筑起的范围拓印至铅皮上的负空间时，那些原本水平的齿痕变成了等待攀登的阶梯，被风化的木纹转化成了时间的等高线，在围栏耸立中行走的个体如同踱步于密林中若隐若现的迷影，被挤压着穿梭是主体意志的驱动还是被动之下的选择？啃咬围栏的马，究竟是主动者（Agent）还是受动者（Pantient）？穿行之间，拓印着木质围栏的铅皮倏然阻断去路，“马场-现实世界”、“围栏-边界”、“咬痕-抗阻”彼此之间构成互为嵌套的戏仿，纵使思绪神游移至百里开外，回神的这一刻我们仍在边界游移之间。
[1] 指人类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技术干预和文化建构所形成的“人造环境”和社会系统，它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被误认为是“自然”本身。
